《紅星報》最早記載遵義會議

　　1935年2月28日，紅軍野戰部隊還在追打倉皇南逃的敵人時，《紅星報》工作人員隨軍委縱隊第二次進駐遵義城。為慶祝長征以來打的第一個大勝仗，鼓舞廣大指戰員斗志，辦報人員一放下行裝，立即開始采訪組織稿件，編輯人員著手這一期報紙的編排問題。3月4日，第十一期《紅星報》在遵義與紅軍指戰員見面了。

　　這張報紙仍是四開張，單面刻印，版面是豎排。第一版通欄標題為"繼續克復桐梓遵義英勇作戰的精神消滅敵人，打勝仗赤化貴州！"社論為《準備繼續作戰，消滅周縱隊和四川軍閥》。社論中指出，遵義戰役的勝利"是在黨中央局擴大會反對了華夫(即李德--編者注)同志的單純防御路線，采取了正確的軍事領導之后的勝利，在黨中央與中革軍委正確的軍事領導之下，我們發揚了運動戰的特長，六天之內擊敗了20余團敵人，這說明了，只要有正確的軍事領導，只要不怕疲勞，勇敢作戰，我們就能消滅與戰敗任何敵人......"

　　這是第一次見諸于文字的關于遵義會議的報導。

　　《紅星報》創刊于1931年12月11日，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1932年1月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出版。在紅軍長征中，《紅星報》是黨中央、中革軍委的惟一報紙。遵義會議以前，由鄧小平同志負責編輯，遵義會議以后，由陸定一同志負責編輯。《紅星報》從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共出版長征專號28期。

　　遵義會議曾只是個抽象的結論

　　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會議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關于遵義會議前后的情況，決議是這樣寫的:

　　"......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是同這條‘左'傾路線完全對立的。他們不贊成并要求糾正這條‘左 '傾路線，因而他們在各地的正確領導，也就被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組織或人員所推翻了。但是‘左'傾路線在實際工作中的不斷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中的不斷失敗，開始在更多的領導干部和黨員群眾面前暴露了這一路線的錯誤，引起了他們的懷疑和不滿。在中央所在地區紅軍長征開始后，這種懷疑和不滿更加增長，以至有些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這時也開始覺悟，站在反對‘左'傾錯誤的立場上來了。于是廣大的反對‘左'傾路線的干部和黨員，都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 '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也正是由于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并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干，勝利地克服了堅持退卻逃跑并實行成立第二黨的張國燾路線，挽救了‘左'傾路線所造成的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危機，正確地領導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運動，正確地解決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組織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神圣的抗日戰爭的爆發。"遵義會議后，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左'傾路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被逐漸地克服了。"

　　這個決議無疑是正確的，但作為一個文件，難免抽象。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對于遵義會議的宣傳和人們對遵義會議的認識，都僅限于這個抽象的結論。

　　陳云手稿幫助弄清真實情況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央成立了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在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對遵義會議的情況做了專題調研。中央檔案館中所存的一批文件移交到這個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除了原有的遵義會議決議--《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中共中央致二、六軍團、四方面軍及中央軍區電》，以及一些領導人的講話外，在這次調查過程中，陳云同志還證實了《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是他在長征途中所寫的傳達手稿。這份寶貴的歷史文件為弄清楚遵義會議的真實情況，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1957年在莫斯科，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一批檔案被移交給中共中央檔案館。現命名為《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的文件就是其中的一份。但這批文件一直壓在中央檔案館，只有包括當時中辦主任楊尚昆同志和幾個經辦的同志看到過。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檔案館把這份文件交給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經過多方調查求證，陳云同志證實此文件系他本人所寫。根據這份文件及其他文件，以及委員會同志們多方求證，遵義會議的歷史情況終于得到了比較清楚的認識。此次調查的成果及許多原始文獻，被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于1985年，以《遵義會議文獻》為名，由人民出版社結集出版。

　　到目前為止，人們對于遵義會議的認識，基本還是來自于當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的那次調查。我們在本文的后面，將把這次調查的一些結論再次提供給讀者。

　　沒有共產國際顧問指導的會議

　　正如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說:"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并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除此之外，遵義會議還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顧問指導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這個意義也是十分深遠的。此時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已失去了影響力。

　　雖然遵義會議并沒有在組織上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最高領導地位，但這是毛澤東為了盡可能團結大多數同志而做出的選擇。事實上，經過遵義會議，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核心領導地位，是被大多數人擁護了的，在當時的黨和紅軍其他主要領導人，如周恩來、張聞天、朱德等人心中，也是明確的。這也是歷史的真實。

　　歷史，正因為其真實，才更顯出了它的意義和光輝。

　　周恩來憶遵義會議前后......在進入貴州前后，就爭論起來了，開始醞釀召集政治局會議了。從黎平往西北，經過黃平，然后渡烏江，達到遵義，沿途爭論更烈。在爭論過程中間，毛主席說服了中央許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還有其他中央同志。......當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本來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人總要幫嘛。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

　　......一個比較小的問題，但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就是從遵義一出發，遇到敵人一個師守在打鼓新場那個地方，大家開會都說要打，硬要去攻那個堡壘。只毛主席一個人說不能打......但別人一致通過要打，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還是不聽，他也只好服從。但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里提馬燈又到我那里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這樣，毛主席才說，既然如此，不能像過去那么多人集體指揮，還是成立一個幾人的小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組指揮作戰......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貴州、云南交界的地方，有個莊子名字很特別，叫"雞鳴三省"，雞一叫三省都聽到。就在那個地方，洛甫才做了書記，換下了博古。

　　(摘自周恩來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的講話，據中央檔案館所存記錄稿)

　　毛澤東洛甫王稼祥為什么住在新城？

　　關于毛澤東為什么和洛甫、王稼祥住在新城，而沒有在會址住，過去有兩種說法:一說毛澤東當時黨內職務只是政治局委員，不是常委；二說毛澤東當時軍內沒有職務，會址是紅軍總部駐地，軍內有重要職務的才住于此。這兩種說法都是分析推斷，沒有當事人的回憶來佐證。最近，當年李德的翻譯、軍委警備科長，中央縱隊設營和防空司令王智濤在他的遺著中，披露了這一長期以來使人迷惑不解的問題。他寫道:"進駐遵義前，周恩來交代，要將毛澤東、洛甫、王稼祥安排在一起，將李德、博古安排得離他們遠一點。于是，我將毛、張、王安排在新城古寺巷，原黔軍一個旅長的住宅，是個二層小樓，將李德、博古分別安排在遵義老城兩個地主的住宅。"原來這是出于周恩來的主意。從這一點看來，周恩來真不愧是處理黨內矛盾的高手，就是短時間的住宿問題，他都周密考慮，細致安排，用心良苦。

　　1982年，遵義會議期間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住處，被貴州省人民政府公布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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